参考消息网1月5日报道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2022年12月20日刊发题为《2023年需要关注的五件事》的文章,作者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马修·古德曼等。全文摘编如下:
2022年又是动荡的一年,推翻了我们2021年这个时候的一些预测,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经济计划部准备再次尝试解读未来的一年。以下是我们将在2023年关注的五件事:
全球经济增长或放缓
随着通货膨胀持续(尽管可能有所缓和),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放松新冠疫情限制带来的经济提振将在主要经济体中消退,或许中国是个例外。各国政府并未计划采取重大刺激措施,主要央行将继续紧缩政策以应对通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10月份估计,全球GDP增长率将从2022年的3.2%下降至2023年的2.7%,是过去20年里除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造成最初冲击之外的最低增速。
在美国,关键问题是美联储能否实现“软着陆”,或者经济衰退是否是将通胀率从40年来的高位降至接近2%目标的唯一途径。
许多投资者预测会发生经济衰退,市场处于对工资或就业率持续增长的迹象做出负面反应的奇特位置,因为这些迹象表明美联储2023年可能不得不将基准利率提高到5%以上。
在中国,北京转向关注经济稳定,重新开放会刺激消费。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会因近期的支持措施而企稳。鉴于其他地方的需求疲软,出口不太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太多支持。2023年3月宣布的年度增长目标将是一个关键指标,高于5%的目标意味着,要么会恢复投资导向的刺激措施,要么对消费带来的改善持乐观看法。
在欧洲,能源危机和供给侧通胀可能导致区域性衰退。欧洲中央银行可能会继续加息,尽管幅度会低于美联储,而各国政府则需要在财政整顿与帮助消费者和企业管理高能源价格的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
世界将继续努力应对更高利率和强势美元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明年可能会拖欠外币债务。美国的货币紧缩导致其国债流动性下降,这可能使这个至关重要的市场容易受到冲击。
美欲吸引亚太经济伙伴
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未来一年取得的进展将是对白宫更广泛的亚洲和经济战略的考验。12月在布里斯班举行第一轮全面谈判之后,IPEF谈判的步伐可能会在2023年加快,因为美国政府希望在11月中旬之前至少收获一些切实成果,届时拜登总统将在旧金山欢迎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的其他领导人前来参加他们的年度峰会。
IPEF最具前景的要素似乎是由美国商务部牵头的,尤其是在供应链弹性以及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基础设施方面。在贸易支柱的要素方面也可能取得一些进展,包括贸易便利化和农业。然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似乎不太热衷于推动数字贸易协定,尽管美国企业(无论大小)和工人与此利益攸关。
挥之不去的问题是,这一切能否打消“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疑虑,让它们相信美国致力于持久参与该地区的经济事务。
由于拜登政府迄今不愿寻求国会批准一项包括提供更多进入美国市场机会的正式贸易协议,伙伴们将通过IPEF或其他倡议从华盛顿寻求其他切实和持久的利益。
与此同时,区域合作伙伴也将密切关注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美中两国领导人2022年11月在巴厘岛举行的会谈中同意用好美中联合工作组,推动解决更多具体问题,这让许多伙伴受到鼓舞,但它们对双方仍然持强硬态度深感不安。
美技术出口管制或扩大
随着拜登政府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越来越注重保护和促进关键技术,2023年美国将会扩大出口管制的应用范围。
10月7日,拜登政府公布了出口管制措施,旨在阻止中国获得尖端半导体及其生产所需的设备。
此举代表了美国出口管制战略的范式转变:不再允许竞争对手背着美国在安全地带实现技术上的跃升;相反,将利用管制措施来确保美国保持“尽可能大的领先优势”。
展望未来,拜登政府正试图实现半导体管制多边化。尽管美国在一些关键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子行业占据主导地位,但日本和荷兰公司也是该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如果荷兰人和日本人不愿支持,拜登政府可能会威胁在域外实施这些措施,美国已经越来越多地通过所谓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来这样做。然而,这将需要政府动用外交资本,也可能会激励外国公司对其供应链实施“去美国化”。
2023年,拜登政府可能还会寻求针对其他关键技术实施类似的全面出口管制。9月份关于投资审查的行政命令为了解哪些行业可能受到影响提供了有用线索。具体来说,这项行政命令将“微电子、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量子计算、先进清洁能源和气候适应技术”都确定为“美国技术领先地位和国家安全的基础”。10月7日半导体管制的全面性表明,政府可能会同样寻求利用这些部门的战略瓶颈——如果存在的话——来减缓或削弱中国的能力,正如半导体管制的情况一样。尽管围绕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发表了很多言论,但拜登政府可能不会等到形成共识后再采取新的管制措施。
基础设施融资困难重重
全球基础设施仍将是拜登政府2023年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其希望增加大量与基础设施相关的倡议的信誉度,包括“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计划(PGII)、IPEF、“蓝点网络”计划(BDN)、“美日澳三边基础设施伙伴关系”(TIP)和“四方安全对话”(QUAD)。这些努力旨在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竞争。
迄今为止,在这些规则下完成的项目寥寥无几。由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组成的TIP于2020年10月宣布了一项将海底光缆连接到帕劳的项目,并在2022年11月支持澳大利亚电信公司收购迪吉塞尔公司在太平洋岛国的业务。这两个项目都反映了在中国迄今为止占据优势的行业和地区与中国竞争的努力。
PGII和IPEF仍然雄心勃勃,前者的目标是在五年内寻找并筹集60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后者正在进行谈判。
BDN也在采取措施建立一个框架来认证基础设施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发展中国家需要基础设施投资,但近60%的低收入国家现在正处于债务困境或高风险之中,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这些倡议付诸实施。大多数基础设施项目都没有盈利,这限制了它们对私营部门的吸引力。
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必须通过确定适当的融资方式,包括本币贷款和优惠贷款,以及提高风险偏好来应对这些不同的挑战。
气候融资诸多问题待解
随着包括动员国内对清洁能源投资的《通胀削减法案》的通过,预计2023年美国将加强努力,促进全球对减缓气候变化和增强适应能力的投资。
围绕上个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上宣布的“损失和损害基金”的资金和机制、该基金与《巴黎协定》中气候融资承诺的关系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在为气候和其他“全球公共产品”融资中的角色,仍存在重大问题。众多利益攸关方和外部专家正在敦促多边开发银行增加贷款并支持更多的私人投资。从长远来看,反映温室气体排放溢出效应的定价,将是可持续转变行为和引导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关键。